群英凤舞台（简称“群英凤”）是女子越剧史上第一个合股制性质的科班。它以培养了“越剧皇后”姚水娟和“越剧皇帝”竺素娥等一批早期女子越剧的著名演员而名闻遐迩。“群英凤”的历史，是研究女子越剧起源和发展的一份极有价值的资料。
难得的是，这副科班的班长竺均堂，经商出身，善于管理，留下了一份《民国贰拾年群英凤舞台总清》，这是迄今为止，女子科班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份管理资料，它为我们了解“群英凤”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依据。
一、 后山村是个“戏班窝”
1930年4月25日（农历三月廿七日），“群英凤”于嵊县金山乡后山村白佛堂开科。
后山村之所以后来被人们称为“戏班窝”，不仅因为那里女子越剧科班办得早，而且因为办得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30年办“群英凤”起至1949年，在后山村开办的科班共有二十多副，嵊县各村中无有出其右者。后山多戏班，有其多方面的原因。
从源流上说，越剧与南曲（亦称南戏）是有历史渊源的。近代著名学者姚华认为，宋室南迁以后，南北曲分流，“北杂金风，南参浙调”（《曲海一勺》），“明又都南，南曲宜盛”（同前）。因此，包括越剧在内的浙江省各地剧种，从广义上说，都是“南参浙调”的产物。当然，这期间经历了近八百年的长期演变。据后山（原名厚山）村的《厚山竺氏宗谱》记载，占后山村民绝大多数的竺姓人，就是在宋靖康元年（1126）以后从河南洛阳附近逃难到浙江的，其始祖是宋徽宗的四附马竺简；而迁居到后山的竺氏始祖则为竺汝泰。
女子越剧的产生与发展，还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戏剧的大力鼓吹与提倡有关。如创刊于1903年的《新小说》认为，“戏曲者，普天下人类所最乐暑、最乐闻者也，易入人之脑蒂，易触人之感情。戏园者，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；优伶者，实普天下人之大学教师也”（三爱《论戏曲》，《新小说》第二卷第二期）。由陈去病、汪笑侬发起创办、、1904年10月创刊的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，是一份光复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白话刊物，也是中国第一个戏曲刊物，更明言，“今兹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，乃为优伶社会之机关”；并充分肯定了“优伶社会”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感化作用（参见柳環子《＜二十世纪大舞台＞发刊词＝，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第一期》。它又认为戏剧“其事微，其功多”，因此号召“大侠”（指革命志士）能“慨然舍其身为社会用，不惜垢污，以善为组织各班”（陈去病《论戏剧之有益》，）二十世纪大舞台）第一期）。嵊县是光复会的重要根据地，谢震、姚麟等光复会骨干分子，曾积极宣传上述进步思想，无疑对嵊县人民产生了影响。
再从后山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素称富庶的经济条件来看。它坐落在剡溪盆地东缘，土质肥活，灌溉便利，作物产量历来高于周围村庄。宁波和金华通公路以前，陆路要经过后山村，为嵊县通明州的要冲。村中有商店，年年有会期。二千多竺姓为主的村民，多能温饱度日。与此相应，后山的民众有“耕读传家”的风气，送子弟上学读书的比例比较高，故能识文断字的人也多。
后山村又有酷爱戏曲的传统，使其具有浓郁的戏剧环境。《礼记－乐记》云：“人不能无乐，乐不能无形，形而不为道，不能无乱。”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在《通书》中说：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故历代统治者不重视戏曲，以达到“寓教于乐”，巩固统治的目的。具体反映在后山村中心的大祠堂前，一座在村西首的白佛堂内。在创办“群英凤”以前，后山村除演会期、酬谢等常规戏外，据说一年到头大部分日子都做戏文，演戏经费由赌博的“抽头钱”支付，群众看戏都免费。因此，后山村造就了像竺均堂那样一批爱好戏曲的人才群体，遂使后山成为“戏班窝”。
二、 竺均堂策划“群英凤”
竺均堂（1887－1972），名焕阳，字均堂，后以字行。他出生在后山村一个主要经营小工商业的殷实家庭。其父竺松赞（1850－1926），字襄廷，创办了一个酿制黄酒的作坊，并经营一爿主要销售黄酒、糕食的“同昌号”南货店，总店设在后山，在黄泽镇设分号。竺松赞热心文教事业。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他作为房长，将本房太祖竺棚宇舍建显圣寺留下的寺田四十八亩，捐助给浙江省藏书楼，获浙江巡抚、学政奏举准奉旨在寺前建坊以资表彰。竺均堂是独子，由于受“耕读传家”思想的影响，竺氏家族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，因此他受过多年教育，读了不少古书，并写得一手好字，是当时后山村屈指可数的文化人之一。但他淡薄名利，性耽戏曲，不好仕进。承父业经营“同昌号”，后不仅善于管理帐目，还能做各色茶食。商务之暇，喜戏吹拉弹唱，常客串绍兴大班和男小歌班“后场头”（戏班乐队人员），尤善板胡、唢呐。据传有时还上台客串脚色。他还办置了两副行头，出租给新昌县绍班“老大三庆”和“新大三庆“，在筹办”群英凤“以前，早就是闻名嵊县东乡的行头主了。
在“群英凤“以前，后山有一副男子的笃班，演员有竺型法（丑角，人称“型法小花脸”）、竺锦法（旦角，人称“锦法榔头”）等。后山的“后场头”也是成龙配套，人才济济，他们有竺相雄、竺顺兴、竺岳兴等。另外，还有教戏师傅竺焕全（人称“焕全眯眼”），“新大三庆”著名武生竺基焕（人称“羊脚骨”）。后山村的戏曲传统和人才因素为“群曲凤”的创办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
“群英凤”的创办还受到了嵊县西乡施家岙女班直接影响和推动。约在1929年底，由竺均堂出面，曾邀请施家岙女班赵瑞花、屠杏花等来后山村演出，竺均堂亲自登台操琴伴奏。年轻女子演戏，扮相俊美，唱得动听，大受后山观众欢迎。他们渴望后山村也有自己的女子的笃班。
后山村创办女子越剧科班的使命，自然地落到了竺均堂的身上。这是因为他有资金、懂戏、有行头，具备办科班的物质技术方面的种种条件。此外，竺均堂为人正直，族中辈份又高，家长们送女儿来学戏也放心。
“群英凤”的创办，除了满足群众娱乐需要外，无疑地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，即把办班作为一项经营，并能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。这可从“群英凤”创始时采取合股制的方式、和它有严格的财务管理、盈亏观念等方面得到证实。
合股方式是：创办经费共银洋一千元，分十股，每股一百元。竺均堂自认三股，其余由竺型谦（如果该班乐队副胡）、竺型昌、竺型于、竺相雄、竺顺兴和竺岳兴、小章佬、竺继朝等各认一股。这些人家无余资，股金都未能一次付清，而是从以后所得的报酬中陆续抵足。所以开办时的经费，实际上主要靠竺均堂出资。竺均堂是用盘“同昌号”南货店才筹到资金的。他为了集中精力办科班，弃商乃势所必然。
科班的“后场头”主要是后山人。除上述股东外，还有竺锡仕、竺千林、竺松华和新昌的张法林。其他尚有大衣师傅竺云海，负责抄戏本和化妆的姚化才、新昌老陈等。
“群英凤”的行头是竺均堂从“大三庆”抽回的。原来的行头是给绍班男演员穿的，偏长偏大，为了适合十三四岁的女艺徒穿戴，竺均堂和他的妻子潘樟仙一起进行了一番改制。新改制的行头称为“后山镇文明女子化装团服色”，每件服装里面都盖有“惇庸堂竺”的长方形木戳。科班在白佛堂培训期间，竺均堂不收行头租金；外出演出后，也不像其他出租行头那样按日计价，而是接每个实际演出日计算，每天收两元，比租给他人的，每天少收两角。
科班聘请竺焕金为文戏师傅，竺基焕为武戏师傅，此外，还请了赵永朝、赵洪奎等。次年又聘请赵樟全为师傅。白佛堂训练时，还请著名文戏师傅金荣水来指导过。
“群英凤”共招收艺徒十七名。其中，后山村六人：姚水娟、竺全芬、范荷芬、竺灵芬、竺福娟、姚月花；晋溪村六人：王金芬、姚荷花、姚水娟、陈银香、姚荷娟、姚荷芬；黄泽镇三人：陈彩娟、魏明娟、韩菊芬；另外还有竺伶球、姚常春。
科班租赁了白佛堂作为住地和排练场。白佛堂是一座道观，内供道教始祖元始天尊（俗称天尊菩萨）。它在后山村西首，距村百米。观内空房甚多，且有戏台，是办科班的好地方。以后在白佛堂办科班的络绎不绝。
科班定名为“群英凤舞台”。在“群英”之扣，加一个“凤”字，意即一批英雄女子。由于竺均堂后来又办过两副新“群英凤舞台”，为示区别， 人们口头上习惯地呼为“老群英”、“新群英”，省略“凤”字，以致后人把“群英凤舞台”误为“群英舞台”。
三、 科班训练和演出概述
“群英凤”规定学艺期为三年，先在白佛堂集中训练约五个月。
艺徒进班前多数识字很少，或不识字，为了使她们能看懂“赋子”和“单片”，首先集中一段时间教识字。姚水娟曾说，当时就是由竺均堂耐心地教她们识字的。
排练的剧目，大多由师傅口授，再按脚色把台词抄在一起，让学员朗读熟记。艺徒们吃住者在白佛堂。每天时间安排是：清晨五时起床，对着镜子练喜、怒、哀、乐，吊嗓子，读“赋子”、“单片”，然后学戏基本功；早饭后学文戏，一直到吃中饭；午睡片刻，便起来缗功，学武戏上一般安排串戏，准许村里人随便观看，如果演得不好，台下人就要七嘴八舌地议论。所以，哪个艺徒进步快，灵光不灵光，群众都知道，这对促使艺徒勤苦练作用很大。
“群英凤”训练期间的开蒙戏是《卖青炭》、《梅龙镇》。后来学的剧目，各人回忆不尽一致。据笔者综合，所学文戏主要有：失罗衫、葵花记、碧玉簪、龙凤锁、盘夫索夫、化缘认妻、玉连环、合同纸、卖布记等靠把戏。
“群英凤”文武戏兼教，越、绍、京剧兼艺徒武功基础好，特别擅长演武戏。这是因为竺均堂同新昌绍剧团新、老“大三庆”有多年交谊，不仅能把同村人竺基焕请回来当武戏师傅，而且还能不时从“大三庆”请来“一桌”武戏师傅忙。
“群英凤”首次演出，是农历五月廿二日，这天是后山村会其。时科班习艺未二月，经村人极力怂恿，仓促登台。第一天以《梅龙镇》开锣，姚水娟饰李凤姐。后继续留村学艺三月，结束了训练期，开始外出演出。外出时，班里免费发给每个艺徒一双套鞋，一把凉伞、一顶蚊帐。根据演出收益情况，还分给艺徒少量的零用钱。
“群英凤”外出演出第一站，是参加灵山乡庙山村簟仙庙庙会，打炮戏《梅龙镇》。庙山村在后山村西五里，会期是农历八月廿六日。后来到新昌县镜岭等地演出时，受到“女子演戏有碍风化”的责难，并且竺均堂被扣押，经据理力争，才算放人，但演出未能继续。由此可见，由男的笃班改为女子越剧让妇女登上台板学戏，实际上是一项提高妇女地位的反封建的进步改革，所以不可避免地随时会遇到阻力。
科班从新昌撤回后，继续在后山邻近的前良、渔溪、白泥坎、许宅、黄泽等村、镇巡回演出，通常以《祝狗上坟》、《凤林坡》等丑角戏开场。其中《祝狗上坟》，只有“群英凤”会演，其他女子科班还没有演过这只戏。“群英凤”在县内演出时，因为文、武都会，节目丰富，普遍受到欢迎。就是后来在新昌和嵊县城关演出，也受到居民的欢迎，一连演了个把星期。
“群英凤”出村演了一段时间，又回到白佛堂排练。经过这样学习、实践、再学习，艺徒们提高很快。竺均堂决定带班到绍兴、杭州等城市去闯一闯。
约在1930年12月，“群英凤”到了绍兴。竺均堂所以先到绍兴，是因为他的妻舅潘标荣（字肃范）当时在绍兴的政府机关供职，在当地很有一些影响，如果有守旧势力或地痞流氓搞乱，即可借此得到保护。由于潘标荣的关系，科班的食宿得到了很好的安排，也顺利地在中山公园（现府山公园）、布业会馆等处演出。据竺素娥回忆，她和姚水娟等还到民教馆演出了《沉香扇》、《十美图》等，相互配合得很好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在绍兴演出时，竺均堂还邀请赵瑞花、屠杏花为“客师”，演出效果佳，打响了第一炮。
第二站到杭州，演出地点在拱宸桥荣华茶园。在演出武戏《百花山》后，“群英凤”全体人员，由科班花大洋五元，在拱宸桥照相馆合影留念。由于“群英凤”尚处创始阶段，不能长时间吸引城市观众，于是转余姚、慈溪农村演出。
“群英凤”从杭州乘船，于1931年1月30日到达钱塘湾口，在今余姚市曹娥殿演了三夜，后又到大河堰等地演出。3月10日到达今慈溪市坿海乡海晏庙。从这时起，科班由当地人罗三元作前台，继续演出于新浦乡新浦沿、坿海乡稻桶地、坎东乡小路头、崇寿乡相公殿、胜山乡胜山头，以及坎墩镇、长河市（长河区所在地）等地。这一带原属余姚县，1954年后划归慈溪县。这里是海涂，沟渠成网，盛产棉、粮，农村经济比较富庶；另外，戏班双继续聘请名角赵瑞花、屠杏花做“客师”，所以，三个月中演出收入达一千六百四十二元，除去费用，还净赚二百九十八元多，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。每个股东，除工钱收入外，每股可得近三十元。
在长河市演出三天后，因农村已进入春耕农忙季节，便于5月2日从长河市到上虞县百官镇，然后于5月4日乘排（竹筏）溯曹娥江返回嵊县，结束了这次为时约半年的演出活动。
1931年的下半年，“群英凤”到宁波地区农村演出。这时，竺均堂又请赵樟全为教戏师傅。樟全师傅是绍班艺人，他戏路广，说戏细，尤善教靠把戏。他进班后教竺素娥《投军别窑》，获得观众好评，成为竺素娥改演文武小生后的成名戏。樟全师傅还排演了《伐子都》、《金雁桥》等靠把戏。在宁波农村演出时，据竺素娥回忆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一次演出时，有官兵要揩油看白戏，被前台挡住了，这些兵痞竟扬言要回去搬兵来抲戏班，结果只得连夜乘船逃走。
“群英凤”在春节前返回后山村。不久，科班未满两年，就散伙了。
四、“群英凤”的经济管理
竺均堂是“群英凤”的主要合股人，又负责管理“群英凤”。今尚存的该班在余姚、慈溪演出的三个月中，由竺均堂亲笔记录的演出收支情况帐册，名为《民国贰拾年群英凤舞台总清（以下简称《总清》）。《总清》共六十二页，分收支总帐、分户帐、零用伙食帐三部分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“群英凤”的科班管理、经济效益、内部分配和生活情况。
1、经济效益 “群英凤”在余姚、慈溪演出的时间是1931年1月30日到5月2日，共九十三天，除去换地迁台和排练新戏处，共有六十五个演出日，演出率为百分之七十。据《总清》总帐记载，这段时间的演出收入为一千六百四十二元（银洋，下同），平均每个演出日为25.20元。其中支付脚色服色费545.41元，零用伙食费652.90元，送贴141.748元，房钱3.60元，净赚299.342元（总帐为298.442元，轧平后相差0.90元）。可见“群英凤”第一次到外县农村演出，便略有盈余了。
2、内部分配 从《总清》分户帐可以看出，“群英凤”实行了依技高低、贡献大小而有差等的内部经济分配方式。报酬最高的，是聘请来的“客师”赵瑞花和屠杏花。她俩每个演出日可得一元包银，外加一二角点心钱。赵瑞花65元，屠杏花是3月2日专门派人到绍兴去请来的，科班为她支付衣衫、被面布、鞋等购物费和现金，合计41.548元。可见“客师”在科班中的重要地位和优厚待遇。竺均堂能把当时名声最著的赵瑞花、屠杏花请来当台柱，也说明他对办好“群英凤”的决心，这对提高艺徒演技，造就姚水娟、竺素娥、姚月明、范玉楼等的成才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在工作人员中，武戏师傅竺基焕和鼓板师傅竺相雄的报酬最高，每个演出日为0.5元，而班长竺均堂，在65个演出日中仅得21.645元，每个演出日0.333元，和其他教戏、乐队师傅的报酬相等。帮班杂工每个演出日为0.20元。
对艺徒实行了拉大级差的奖励制。尤其对进步快、角色重的，待遇相当优厚。如竺素娥，回到后山的5月9日，一次付给她30元；姚水娟是在演出期间分两次付给的，共15元；范玉楼9.74元；竺云亭5元；其他艺徒共发给零用钱44元，每人平均3元左右。
从“群英凤”的内部分配方式看，它是把商品经济的管理方法引用到科班管理中来了。这也说明，女子越剧一兴起，就以产业化的面貌出现，加速了商品化的进程，这是使它得以发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3、科班的生活 《总清》零用伙食共24页，所记96天，一日不漏，每天柴米菜单，笔笔清楚。期间，全部零用伙食费支出652.9元，占营业总收入的38%。其中伙食费占600余元，平均每天约6元，按30人计，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为2角。小菜以鲜菜、干菜、笋、豆腐为主，但天天都有鱼、肉、蛋上桌。如伙食帐中，光买肉就34次。在海涂水乡演出，买水产就更多了。那时，猪肉两角多钱一斤，帐上所记一只猪头才1.5、1.3元，所以，每人每天2角伙食费，对一般农民来说，是望尘莫及的了。竺均堂关心艺徒健康，很重视办好伙食，不嫌琐细，亲自采购、烹调，给艺徒们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所以陈彩娟说：“竺均堂有菩萨心肠。”
零用伙食账中，还有给艺徒请先生（医生）、买药等项目，如给王金芬买药共4次，计3.08元。科班还允许有些艺徒的母亲随班照料，如竺素娥的母亲朝英跟班到慈溪，中途回家时，还发给5元洋作路费。没有父母跟班的艺徒，班里为她购置鞋等生活用品。这些情况表明，“群英凤”的内部是和睦团结的，正如王月歧所说，“班长、师傅待我们像亲生女儿一样”，绝非虚词。尤其是竺均堂，他性情温和，少言寡语，不论对何人，绝无疾言厉色之态，得到普遍的好评。
五、“群英凤”提前散班的原因
约在1932年的春节后，“群英凤”宣告解散。从成立到散班，前后将近两年光景。创办时规定，学艺期为三年，为什么要中途散掉呢？据笔者向当事人调查，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。
一是银价下跌，物价上涨。据竺继朝回忆，1930年集股时，一千块银元能买四万斤稻谷，每百斤二元五角。又据竺岳兴回忆，集股时，每元可买一斗五升米，到1931年底，每元只能买五升米了。这就是说银元大幅度贬值了。而多数股东，并不是一开始就交足股金的，他们把辛辛苦苦赚来的工钱，抵作押金。在这种局面下，他们担心股本亏折，心情惶惶不安。证诸有关经济蓍作，1930年到1931年间，适逢通货膨胀时期。在《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》第一章《解放前上海物价各个时期的一般趋势》载：“1927年至1929年间为上海物价继续比较稳定阶段”。但受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，“1930年至1931年，为上海物价上涨阶段。1930年的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.9%，1931年又上涨10.3%。”而同时，世界银价大跌：1929年1月伦敦银价，每盎司可况换26.25便士，而到1931年9月，只可兑换13便士了。上面说的是全国性银币贬值的情况。在嵊县更是火上浇油了。1931年8月25日，嵊县受强台风袭击，发生严重水灾，26日洪水位涨到20.51米，导致粮食年产量大幅度下降，出现了全县性粮荒。后山地处嵊东，是台风的重灾区。这次台风灾害遍及浙东。所以，正如竺岳兴所说，1931年底，嵊县米价爆涨了二倍。继而淞沪“一二八”搞战爆发，形势矛变。因此，对多数家境并不宽裕的股东来说，要求拆股购粮，在所难免。
二是因为“群英凤”出了名，其中演技出色的艺徒，如姚水娟、竺素娥、姚月明、范玉楼等，纷纷有人来高薪聘请。这时正是嵊县女科风起去涌的时期。科班要赚钱，就必须聘请“客师”。因此，姚水娟和竺素娥这两个科班主角，于1932年3月，都被黄泽新办的“越新舞台”请去，一部分艺徒则被华堂“大华舞台”请去，科班就此散秋。科班解散后，武戏师傅竺基焕和文戏师傅赵洪奎也受聘到“大华舞台”教戏师傅。竺均堂办的行头，则于是年5月25日出租给了新联乡下姚村姚偑鉴等新办的女子科班。竺均堂在抗日战争爆发前，又办过两副新“群英凤”科班，但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下，举步维艰，竟落到准备“将冬衣服前去数元零用”的地方。他最后亏掉了一个“同昌号”，从此不办班，弃艺从农，直至老死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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